盛澜杂文丨中医—华夏正脉之殇

我80岁的老丈母娘（就是岳母）因胆囊炎住院了，最后把胆切除了，医生在手术室门口用一个托盘把切下来的胆给我看，告诉我手术已经成功了！

老太太身体仿佛被掏空了，术后恢复的很慢，治疗成功的喜悦似乎一下子就没那么强烈了。我儿子说：医生的技术可真棒呢！可以把那么老的“胆”从那么老的肚皮里取出来，缝好了居然可以不漏气儿的……

其实我们也许有机会选择中医的。中医看起来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所以说中医看病是看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一个人的病。

仅仅就北京而言还是有很多的中医和中医医院的，北京的中医医疗水平在国内也是领先的，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当下中医于西医相比早已沦为了“养生保健、食疗食补”之类的偏门左道了。

我们国家虽然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推出了中医系统化、规范化、客观化、微观化、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么多的“化”，其实质就搞成了以西医为尺度来衡量、诠释或改造中医。

其实中医的“整体观念”不仅体现在诊断上，在用药方面也是如此，哪些药是驱邪的，哪些是扶正的，哪些是调节机能平衡的等等，都极有法度，要有整体的考虑。即使在一个简单的方子中，也特别讲究“君、臣、佐、使”的层次关系，并且每种药的用量都有一定的比例。

中西医结合面临困境也畸生出很多人中医底蕴不深、西医基础不牢、中西医知识融合不够，这种形式上的结合根本没有突破中医和西医各自的局限，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中医的没落，或者说是由华夏正脉沦为“旁门左道”，民国的胡适、梁启超、陈独秀诸公都是讲了一些片面的话，客观上起了一些负面作用的。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而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遂停止。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我估计这一切是源于清末除旧履新的社会思潮，也可能是欧洲传过来的青霉素几针就可以杀死细菌和病毒救人于危难吧！我们现在其实也知道人体内的细菌病毒是杀不绝的，而且越杀越变异升级，要是真的把一个人体内的细菌病毒都杀死了，这个人肯定也就一块儿挂了。从这一点看西医的科学理论及检测的途径其本身就是片面的了，搞不好病就越治越多！

“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咱们中国出了个屠呦呦先生，据说是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提取出青蒿素，最终让全球每年好几百万人受益，她得了诺贝尔发的奖金之后一下子就被重视了，中医好像也牛X了好一阵子。我不知道这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对中药的“五味四气”有没有影响，也不知道这按西方医理给中国老太太发的奖和中医的发展与传承有多大的关系。

中医的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辩，中医的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过分追求中医药的客观化、标准化、量化，而忽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必将不利于中医的发展。

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是遵从西医药的科研规范，即需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量化的指标来考量，其实也就是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 几十年来，不仅我们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的科学创新者。“一大群学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一块儿在人家的碗里要饭吃。”

真正解决问题的中医理念和手段您是在现代中国的医学院里学不来的，您看现代编的中医教材也是看不明白的。因为这办学校的是按西医教育搞的体系，这编教材的也是按着西医的模式攒的书，到考试的时候一样也是按西医的章程搞的评判标准。

这样的体系培养出的就多半是披着“中医”皮的“二半调子”。西方美术讲究的焦点透视，中国画儿追求的是散点透视那是一步一景，根本从娘胎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 “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其实历史上咱们的传统医学从根本上就是三拨儿人在搞。包括太医院之类的宫廷医学（御医、太医院等宫廷医学发展体系）、民间的师承医学以及民国以后形成的学院派（诸如旧时的北平国医学院）。

这其中提到的民间师承医学 ，是古代中医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又可称为私学教育，在民国前中医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咱们中国不管是做木匠的还是烤鸭子的都讲究一个三年零一季的出徒，因为师徒不成就了父子般的恩义有些个“道儿行”就教不明白，就传承不下来。

我告诉您当下在咱们中国的农村、山区、不发达的地方像这样口口相传的民间师承中医还很普遍，有人统计过说大约有15万人之多，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些“无证”医者，“非法”的承担了好几亿国人的健康服务。好像在现行的医政体制下他们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得到那个“证”。

如果民间师承中医的生存基础只能存在于“不得已、无奈、没办法”的不发达地区的患者信任，那么我们的中医、我们的传统医学也就真的可以说是从庙堂之高流落到了江湖之远了。

1929年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主张废止汉医。“汪案”引起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仁人志士的极大公愤。 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经过数次搬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

在这以后的几十年，无论是“中医无用论”还是绥靖一些的“中西医结合”几乎就都是以学院为纲的体系在运作了，中国社会的卫生水平和人们的健康状况的确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但中医这华夏正脉却也逐步被西医所碾压，无论作为一种学问还是作为一种文化……

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中医，华夏正脉之殇。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的社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主导中医的传统文化理念不能为社会所认同、不能被公众所接受，那么现实中就不可能有医生可以用中医的思维开出中药的方子，也就不会有患者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来评判中医的疗效！

盛澜

2017年8月

作者介绍：

盛澜，1975年生于北京，数学博士，对佛教建筑、佛教文献、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研究。

师从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先生。

曾任中国佛教古代文献保护中心理事、香港东方佛教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佛教建筑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九十年代末，经周绍良先引荐，到杜仙洲先生处从事佛教古代建筑专项研究。